营丘的发展历史

将临淄定为营丘是出自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:“淄水又北，经其城东，城临淄水，故曰临淄……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，赐之四履，都营丘为齐。 ”关于姜太公建都营丘的历史，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这样记载：公元前1045年，姜太公佐周武王灭商兴周，因首功封于齐国，建都营丘。营丘改名临淄是因为一场君主家族的争斗：公元前866年，齐哀公的异母弟弟姜静被立为齐君，这就是齐胡公。因为营丘和纪国仅隔一条淄水，齐胡公害怕纪国国君加害自己，便把都城从营丘迁到了薄姑。公元前859年，齐哀公的同母少弟姜山带领营丘人奔袭薄姑，杀了齐胡公，自立为齐君，称为齐献公。齐献公即位后复都营丘。为防备纪国入侵，他扩建了营丘城。因为扩建后的营丘城东城墙濒临淄水，沿河而建，所以齐献公就将营丘城改名为临淄。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，山东省考古部门在临淄区齐都镇河崖头村西约200米处的韩信岭一带发现了营丘故城遗址，特别是挖掘出的城墙证明早在齐献公迁都前这里就已有旧城邑存在，后被献公改扩建。据王恩田考证，营丘在齐国故城大城东北角，淄河西岸，今齐都镇河崖头村韩信岭一带。这里的文化层特别厚，有3—4米，往往有四五层堆积，过去每逢大雨过后，古币、化石环等文物时有显现，营丘即临淄。

营丘，是姜尚始受封地。关于营丘的地点，由于史书无明确记载，所以古来多有争论。本文就此问题提些粗浅看法，以就教于同志们。

我们先来看一下古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。

汉末人应劭曰：“师尚父封于营丘，陵亦丘也”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颜师古注“北海郡·营陵”引应劭《地理风俗记》）主张营陵（在今山东省昌乐境内）即姜尚始受封之营丘。

魏晋人臣瓒曰：“营丘即临淄也。营陵，《春秋》谓之缘陵。 ”（亦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师古注“营陵”引）主张营丘即临淄（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境内）。

晋人郭璞曰：“今齐之营丘，淄水过其南及东”。（《尔雅·释丘》注）以地形特点解营丘，认为营丘在临淄。

北魏人郦道元力主营丘在临淄：“淄水又北，径其城东。城临淄水，故曰临淄。……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，赐之以四履，都营丘为齐。”（《水经·淄水注》）

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十在临淄县系下著录说：“古营丘之地，吕望所封之都也。……营丘在县北百步外城中 ” 。《尔雅》曰，淄水出其前，经其左曰营邱。今临淄城中有邱，淄水出其前，经其左，故曰营邱。

唐孔颖达曰：“太公股肱周室，成王封之于营丘，今临淄是也。”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三，颜师古态度较暧昧，他在注《汉书·地理志》“临淄”条时，赞同臣瓒之说：“瓒说是也。 ”然在“营陵”条下，又异引应劭、臣瓒两说，而曰：“临淄、营陵皆曰营丘也。”莫衷一是。

延至清代，持论者较多。栖霞人郝懿行力主“营丘即临淄说 ”，征引《毛诗正义》、《史记集解》、《檀弓正义》等书证之，并驳斥应劭“营陵即营丘说”。俞樾亦持是说：“齐都营丘，淄水过其南及东”（《诸子平议》）。昌乐人阎愉则力主“营陵即营丘说 ”，从地貌特征、地理位置、传统习俗、经济特点、开国之道诸方面，论证昌乐营陵古城即太公始封之营丘（见清·嘉庆《昌乐县志·艺文考》）。

至今，这一笔墨官司仍无定论，故《辞源（修订本）》、《辞海·地理分册（历史地理）》、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等皆两说并存。

但从有关记载和地理形势等方面看，营丘当在临淄。

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的有关记载。

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云：“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，封师尚父于齐营丘。东就国，道宿行迟。逆旅之人曰：‘吾闻时难得而易失。客寝甚安，殆非就国者也。’太公闻之，夜衣而行，黎明至国。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” 。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：司马迁认为营丘在齐地内，故言“封师尚父于齐营丘”。齐的得名，与临淄南部牛山西的天齐渊有关。郦道元《水经·淄水注》云：“《地理风俗记》曰：齐所以为齐者，即天齐，渊名也。 ”另从司马迁的话还可看出：营丘为军事重地，故周王封姜尚于此以镇东方。当时，山东半岛的莱国十分富强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莱夷作牧，厥丝”，可见蚕丝业和畜牧业是很发达的。若营丘在昌乐的话，距莱统治中心较近。那早为莱国吞占了。而从距离上来讲，营丘应在临淄。临淄距莱国统治中心较远，又有淄水作为屏障。所以莱侯与太公争营丘，才没有取胜。太公才得以“至国，修其政，因其俗，简其礼，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。”才得以“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

关于姜尚的受封，还有另一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。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，是为太公 ” 。薄姑氏及四国作乱被灭，将其地封姜尚太公，意在使太公镇之，这同武王在殷旧地封管叔、蔡叔、霍叔的用意是一样的。那么封地必在薄姑附近。薄姑，在今博兴县境内。临淄距薄姑只有数十里，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。

按营丘古属青州，商时为逄伯陵方国所辖，周时为齐国都城，这在我国史书和地图上都是这样著录。例如蒋廷赐：《尚书地理今释》说：“史记武王封尚父于齐，都营邱。正义云，营邱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。今山东省青州府临淄县西北三里，有营邱城是也。”清和州鲍东里古村编辑：《史鉴节要便读》卷一说：“齐封太公（齐今山东青州府，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号尚父），国于营丘”（地在今临淄县）。

可见，从史书关于姜太公受封的记载来看，营丘应在临淄而不在昌乐。

下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史书关于姜齐两次迁都的有关记载。

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后，“及周成王少时，管、蔡作乱，淮夷畔（叛）周。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：‘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无棣，五侯九伯，实得征之’ 。齐由此得征伐，为大国，都营丘 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可见姜齐原建都于营丘。后来，周夷王时，齐国发生了两次迁都。由于齐国邻国的纪侯的诋毁，周夷王烹死了齐哀公，而立姜静为齐胡公，胡公迁都薄姑（今博兴）。“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，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，是为献公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，古人作战是兵车步卒，远袭最难。秦国老臣蹇叔曰：“劳师以远袭，非所闻也，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）。假若营丘在昌乐，昌乐距薄姑数百里，战车步卒数日才能到薄姑，袭杀必难成功。假若营丘在临淄，临淄距薄姑数十里，几小时便可到达，所以才能一袭而杀胡公。

齐胡公时，薄姑东邻纪国。纪，姜姓侯国，都城在今寿光县南。临淄齐故城东北。齐襄公八年（公元前六九0年）始为齐所灭（见《左传·庄公四年》）。纪国邑，在临淄齐故城正东十八里，齐襄公七年（公元前六九一年）才有“纪季以入于齐 ”一事（见《左传·庄公三年》）。纪国邑，在今临淄县东南（见《春秋·庄公元年》杜注），齐都城东南方，齐襄公五年始被齐迁其民而并其地（见《春秋·庄公元年》）。可见，齐胡公时，纪国城邑在薄姑东的淄河东畔，南接鲁中丘陵，北到渤海之滨，象一条屏障横于营陵与薄姑之间。若营丘在昌乐的话，姜山袭击胡公时，必定要向纪侯借路。不向纪侯借路，战车是不能来到薄姑的。况且薄姑和营陵（昌乐）又隔洱水、淄水等大河。若营丘在临，便正在薄姑东面而纪国西边的淄河西畔，袭击薄姑时才不用借路，取得袭杀成功。

我们再来讨论一下，胡公为什么从营丘迁到薄姑，献公为什么又从薄姑迁到临淄，临淄和营丘是什么关系。我们说，这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，都在于各自的势力所在地不同，迁都是为了巩固各自的统治地位。司马迁叙述这事时说：“献公元年，尽逐胡公子，因徒薄姑都，治临淄。”“尽逐”，是怕胡公党羽作乱。逐后还不放心，所以才“因徙薄姑都 ” 。可见薄姑是胡公的势力所在地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后来厉公暴虐，故胡公子复入齐时，也是以薄姑为跳板的（见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我们再来讨论齐献公迁都到哪里呢？他也必然效法胡公，从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出发，迁到自己的势力所在地。他的势力所在地是哪里呢？当然是营丘了。“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”便是最好的证明。可见，献公迁回的地方仍是原国都营丘，只是迁都回来后，将营丘改名为临淄。郦道元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见解：“献公之徙，其犹晋氏深翼名绛，非谓自营陵而之也”（《水经·淄水注》）。民国九年《临淄县志》说：“献公复都营丘，拓大其城，更名临淄 ”。

以上，从史书中关于齐国两次迁都的记载中，可看出营丘当在临淄。

下边，我们再来看几种零星的历史记载。

据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记载来看，东莱统治中心在今黄县，莱有棠（今即墨县）、夷维等城邑。夷维地名，刘敦愿先生考曰：“夷维的维，疑是潍字，此邑属莱夷而在潍水附近，所以称夷维” 。以此推之，营陵应属古夷维地名。这是营陵非营丘的又一佐证。

齐桓公时，“既反侵地，正封疆，地南至于陶阴，西至于济，北至于河，东至于纪，有革车八百乘，择天下之甚*乱者而先征之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。桓公任用管仲，国富兵强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（《晏子春秋》）。为五伯之首，即反侵地，疆土向东才到邑（今临淄齐故城东十八里），远距邑数百里的营陵，在太公时不可能是齐地。

《左传·僖公十四年》载：“春，诸侯城缘陵（营陵旧称——笔者注）而迁杞焉 ”。杜注“缘陵，杞邑。辟淮夷，迁都于缘陵”。此为齐桓公四十年事，正值齐强盛之时，若缘陵为太公始受封地，必不容忍此为“杞邑”，更何况建都呢？又，周敬王时，孔子弟子后处封于缘陵，唐时追封为营陵伯（据《昌乐县志》）。周敬王时，齐国是景公在位，用晏婴为相，齐二次复盛。此时诸侯并起，周室衰微，位同诸侯，若营陵为齐地，怎容周王封给别人？

据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载：晏婴与齐景公在临淄齐城外讨论古乐时说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因之。有逄伯陵因之，薄姑氏因之，而后太公因之 ”。那么太公封地怎能不在临淄，而远在几百里外的昌乐？

从以上有关历史记载可见：营陵非营丘，营丘不在昌乐而在临淄。

下面，我们从地理形势考查一下。

在冷兵器战争的初期，地形地势的便利与否，对战争的胜败具有重要作用。前面说过，关于太公受封的记载有两说。一是《史记》：“武王已平商而定天下，封师尚父于齐营丘”，依此说，周王封吕尚的目的在于藩卫王室。当时，“周初定，未能集远方”（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）。莱夷是东方强国，周之劲敌。其封地必是进可出击，更重要的是退可固守的军事重地，姜尚才能在无周王朝援助的情况下，完成藩卫王室的任务。另一记载是《汉书》：“周成王时，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。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 ”。依此说，其目的在于弹压薄姑一带。《竹书纪年》云：非功臣不足以“弹压东方，故特封之营丘”。这样，其封地也必须利出击便固守。可见，不管是哪一说，营丘都必须可攻可守，特别是利于固守，姜尚才能完成周王朝的使命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在姜尚“夜衣而行，黎明至国”时，“莱侯来伐，与之争营丘 ”。仓促应战的姜太公所以能保住营丘，营丘的利于固守是重要原因，那么，下边我们就先看一下昌乐和临淄，哪里能具有这种固守的地理条件。

古临淄，东有淄水向北注入济水（小清河）；北有济水；西有时水（乌河）经麻大湖注入济水；南面是鲁中丘陵，有牛山、稷山、黄山等天然屏障。淄水从鲁中丘陵中流出。时水源头（今临淄矮槐树村东）距鲁中丘陵的北缘——黄山五里,但“山西有涧，下道（导）于时，非经雨潦则涸，故名乾时”（见民国九年《临淄县志》）。乾时，即今辛店发电厂东边大武水库上下的河道。雨季，潦水从山谷中冲出，切开坚硬的棕红土，劈成一条深几十米，宽二十几米的陡立的河沟，极易防守，公元前六八五年，齐国和鲁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大战：“夏，公伐齐，纳公子纠。桓公自莒先入。师及齐师战于乾时，我师败绩，公丧戎路，传乘而归”（《左传·庄公九年》）。新即位的桓公不但没被鲁师攻入国都，反而能大败鲁师，乾时的地势是一个重要因素。由此可见，临淄基本是一个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的天固之地。更加上在这块天固之地内，临淄齐故城北，济水南，有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游幸过的巨淀湖这一古代大湖。齐故城西，是一片低洼的河网密布（有画水、渑水、系水等）的沼泽地，即《水经注》所说的“九里十八湾 ”之处。山、河、沼泽地，对临淄的固守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地势，姜太公才据此在迎击莱夷的战斗中获胜。

另外，莱夷是东方强国，是姜太公最重要的敌手。营丘必须首先具备防东莱的最有利的地势。临淄东面紧傍淄水，淄水源出原山之阴，沟通九条大山谷，有十数条河流注入。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海岱惟青州，夷既略，潍淄其道”。足见淄水古为大河。淄水北出鲁中丘陵，经古天然水库天齐渊，紧傍稷山、牛山入鲁北平原。平原处河道窄处也达里余，宽处竟达数里，两岸陡立，皆十余米高，今河底已积存七、八米厚的砂石，可想见当时浩大的水势。《晏子春秋内篇·杂上第五》：“景公登东门防，民单服然后上。公曰：‘此大伤牛马矣，夫何不下六尺哉？’晏子对曰：‘……蚤岁溜（卢文绍谛曰：溜，淄字之误）水至，即下六尺耳，向者防下六尺，则无齐矣……’。”元于钦《齐乘》引《齐记补》一书说：“（齐）故城周五十里，高四丈，十三门。”雨季如此，旱季则有天齐渊调剂。这样的大河巨川，足以防东来之敌。

临淄古城东墙，打破西周时城墙直修的惯例，紧压淄水西岸，曲折修筑，呈十二处拐角，既不美观，又费工。可想见筑城者怕留下缓冲地带，为东来之敌攻城时所利用，而有意为之。筑城尚如此用心良苦，选地则更应“陟则在，复降在原 ” 。“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，乃陟南冈，乃觏于京”（《诗经·公刘》），四处相看，八方求索了。天固之地临淄被太公选中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
所以，从地理形势看，营丘在临淄是合适的。

我们确定了营丘是在临淄，那么在临淄什么地方呢？臣瓒云：“今齐之城中有丘，即营丘也。”（《汉书》师古注引）郦道元言：“今齐之城之中有丘，在小城内，周围三百步，高九丈，北降丈五。 ”房玄龄（临淄南马坊村人）等撰的《晋书·慕容德载记》也。登营丘，望晏婴冢，顾谓左右曰：……”考其地，皆指今临淄齐故城小城内的桓公台，但桓公台是人工所筑，《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》说：“小城的北部偏西，有一座夯土台——‘桓公台’，台高十四米，基呈椭圆形，南北八十六米，建于生土之上”（《文物》一九七二年第五期），这与《尔雅》“非人为之丘 ”不合。此台可能是齐襄公时所筑，（《国语·齐语》载：“（桓公）曰：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……”。韦昭注：“居高位而自尊也。”再者此台东距淄水五里，南距淄水东西拐角处近二十里，所以此说早有怀疑（《昌乐县志·艺文考》载清代阎愉《营丘辨》即驳过此说）。

桓公台非营丘，如今已为大多数人所承认，那么营丘到底在临淄的什么地方呢？确定这个地点以前，我们不妨先来考查一下“丘 ”的本义。

《周礼·大司徒》云：“土高曰丘” 。《说文》云：“丘，土之高者也，非人所为也。”“丘 ”古文为“丛”，似人群居于地上之形。所以《山海经》把古代部族所居之处称为“丘” ，如“陶唐之丘” 、“昆吾之丘 ”、“神民之丘”等。《离骚》云：“哀高丘之无女” 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古“十二州 ”时云：“洪水汛大，各就高陆，人之所居，凡十二处”。盖古代雨水丰，地气湿，人须择高处居住，故《周礼·小司徒》云：“四邑为丘，方四里”。

所以，“丘 ”的本义是指古代人群居住的自然形成的高地，并非指什么人为的大土堆。

据古书记载，古临淄一带，高地是很多的。有齐襄公游猎逐豕而坠车伤足的“贝丘”（《史记》称“沛贝”），有连称、管至父戍守过的葵丘，有齐大夫邕廪之邑渠丘等。这些高地，虽因诗书的记载流传下来，但却随时间推移的“沧海桑田 ”之变，古本《尔雅》释营丘时是“水出其前左”，清代考据家王念孙对此作过肯定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引《尔雅》时亦有“前”字。可见，“水出其前左 ”是较为可信的。

今淄水出鲁中丘陵后向北。经古天齐渊，折而东行，至牛山脚下，又直向北流去，经临淄齐古城东。与《水经》所云：“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，东北过临淄县东”一致。淄水不是地上河，河床迁运不大。据此考查，营丘当指南自古天齐渊（牛山西）至时水源头（矮槐树村东）一线，北至古巨淀湖南（今临淄、广饶交界处），东自淄河，西至古时水、画水、系水等低洼地东沿，这块至今仍可看出地势较高的古代高地，即今临淄的东北部。此高地亦正合《管子·乘马》所论“凡立国都，非于大山之下，必于广川之上。高毋近旱，而水用足，下毋近水，而沟防省。因天材，就地利。”可见，此高地当是古营丘。

所以说，姜太公始受封的营丘，当在临淄而不在昌乐，它是指临淄齐故城所在的这块淄水半绕的高地而不是指古营陵。

明确了这点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姜太公的建都地点，我们不妨称它为“营丘古城”，在营丘的什么地方。

《水经·淄水注》云：太公所筑之城是指桓公台的小城，“其外郭，即献公所徙临淄城也。 ”此说已被发掘出的实物所驳倒。临淄齐故城分大小两城，并套筑在一起。这样，若大城晚筑于小城，那么在大小城交接处，大城必压筑在小城墙上。但如今大城西南有与小城套筑处，已掘出土层清晰可辨，十分清楚的看出：却是小城城墙压筑在大城城墙上。小城晚筑于大城，并非营丘古城，是十分明白的了。

那么营丘古城到底在哪里呢？《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》指出：“大城地形以西部南北河道以东地区较高，其中尤以大城东北部地势最高。……尤其是河崖头村西南和阚家寨村东北一带的‘韩信岭’高地，文化堆积特别厚，一般为三至四米左右，往往有四、五层堆积，是故城文化堆积最厚最复杂之处”。“据‘韩信岭’高地探掘的资料，铜渣、炉渣、烧结土等发现于二、三层之间（这一带地层堆积有四层，其中第三层是灰绿土，质地坚实，从试掘中认定属于春秋前期的地层）。”另根据“临淄齐国故城钻探实测图 ”，在齐故城内文化堆积厚的高地有十四处，其中十二处在“韩信岭”一带（以上见《文物》一九七二年第五期）。

据此可见：营丘古城在齐故城大城东北部韩信岭一带较为可信。

下边，我们再来追寻一下“韩信岭”附近地名地势的蛛丝马迹。

汉初，这一带有一城名营城。《水经·淄水注》：“汉景帝四年，封齐悼惠王子刘信都为侯国。 ”民国九年《临淄县志》载：“营城，渑水西。刘肥子信都封营侯，筑城而居，谓以营城。……崔道南谓在柴家疃，形制甚小。”柴家疃在韩信岭高地西里余。刘信都为何被封为营侯呢？晏子曾曰：“先君太公筑营之丘”（《水经注》引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注亦引。）可见，古临淄早有一称“营 ”之地，远非自刘信都受封始。

同时，“韩信岭”高地北部，柴家瞳有东西两古城村，此外又为何称“古城”呢？考临淄一带地名，好多与古地名有关。接应齐桓公回国的高的封地，今名白兔丘（高字白兔），孝公墓附近有吕家孝陵、高家孝陵，遄台（又名歇马台、戏马台）相传是齐国战马集结地，或传为是齐威王赛马之处，其东南有村名南马坊，齐侯行宫雪宫附近有薛家官庄、…… 。那么，这里所称“古城 ”，可能与营丘古城有关。

据上，疑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，在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“韩信岭”一带。

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：根据史书有关记载的考证，和地理位置、地形、地势的比较来看，姜尚始受封之营丘在临淄而不在昌乐，姜太公所筑之营丘古城，在临淄“韩信岭”一带的可能性较大。

注：营丘之“丘”，明初倡儒学，为避孔丘之“丘 ”字，官令“丘”旁加阝，明后丘字为邱。故属同一字义。

晏子对曰：‘齐之临淄三百闾，张袂成阴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，何为无人？’”

意思就是说：光齐国国都临淄就有三百闾人家，一起张开衣袂（衣袖），就能遮住太阳，使天空暗下来，一起挥一挥汗水，就能汇成下雨一样。在大街上，人挤人肩靠肩，脚尖碰到别人的脚后跟，怎么能说（齐国）无人呢？

出自：《晏子春秋·杂下九》。